以人为本 探索有中国特色健康之路　　　　　　　　——访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

　　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

　　开创建设健康城市先河

　　记者：奥运会之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都借鉴北京“全民健康活动”的经验。您被北京市政府和奥组委授予“特殊功勋奖章”，基金会被授予“特殊贡献奖”。您能否介绍一下基金会开展北京“全民健康活动”的情况？

　　王：可以这样说，北京奥运会为我们基金会开展全民健康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为了成功地举办北京奥运会，全市人民在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及北京奥组委的领导下准备了7年，拟定了许多预案。考虑到健康问题也是决定奥运会能否成功举办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曾经提出，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应该再加上一个“健康奥运”。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凡是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城市，在临近举办时如果发生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取消其举办资格。举办过程中，如果发生重大医疗卫生事件，就会影响举办国的声誉。举办奥运会的直接目的是为各国运动员提供一个竞技的平台，但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形象，弘扬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的科学、文明、健康素质。因此，当我们基金会提出在全市开展全民健康活动的建议时，立即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全力支持。

　　从2007年4月至2008年8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基金会与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卫生局等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市开展“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开辟专栏，大造“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舆论，宣传健康知识；给市民免费发放了500多万把限盐勺和500多万个限油壶；给老年人、儿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在医院、宾馆、餐馆等公共场所宣传控烟；持续组织“有氧运动大步走”活动；免费为妇女及农民工开展多项目的疾病筛查、普查。同时，还向全市居民家庭发放了累计达1500多万册的《首都市民预防传染病手册》、《奥运健康手册》等书籍。全民健康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记者：北京“全民健康活动”为什么会受到市民的欢迎？

　　王：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这项活动瞄准了领导的关注点和群众的聚焦点，把领导的意志和群众的要求结合了起来。2003年“非典”之后，各级领导都把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广大群众也迫切希望政府更加关注民生，关注百姓健康。但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转变得还不够彻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以奥运为契机开展“全民健康活动”，为全市所有的人参与奥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为领导谋划办好奥运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群众基础。二是把专家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许多医学专家都希望通过向人民群众传播健康知识，控制疾病的滋生和蔓延，实现“预防为主”的方针；广大群众也迫切希望专家走出科学的殿堂，开展普及性的医疗知识宣传活动，“全民健康活动”为调动这“两个积极性”创造了条件。三是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与解决其他遗留问题结合起来。市委、市政府通过“全民健康活动”，解决了诸如医生不受退休年龄限制、村医退休后无养老保险、社区病人挂不上专家号、远郊农民看病报销比例低，以及学生、老人、无业人员无医保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你们发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有什么深层次的背景？

　　王：这要从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健康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来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使空气、饮水污染加重，自然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愈来愈大；市场竞争加剧，人际关系变化，对人的心理压力加大；食品结构不合理和不良生活方式、人口老龄化等因素，都导致人们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一些城市和富裕地区居民中，“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俗称“富贵病”的患者明显增加，连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都出现了脂肪肝等症状。以上这些情况，都对传统的健康观念和医疗保障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特别是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才能从根本上适应新的变化，使我国避免重走西方国家“生活富裕了、富贵病增多了”的老路。

　　所谓“大卫生”、“大健康”观念，首先强调人是社会的主体， “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促进人民身体健康作为一项重要职责，真正抓紧抓牢。第二，健康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健康就成为人们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在当代，健康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全民的需求和权利。“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就是强调参与人员的广泛性，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当代物质文明成果和完善的医疗保障。第三，人的健康是由环境、社会、心理、遗传、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治疗是保证健康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但它只占诸因素的8％。必须改变“重治轻防”的医疗模式，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做到“中心前移、重心下沉”，即把预防放到前面、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这样既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又可以促进全民享有公平的医疗保障。据统计，为一个病人治疗的费用，如果用在预防上，可以使8。5个人得益。第四，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保障人民健康的责任，不单是医院和医生，主要责任是政府。必须形成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格局。

　　记者：您曾说，以奥运会为契机开展的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在中国开创了健康城市建设的先河，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王：健康城市建设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是包括健康环境、健康教育、健康服务、健康饮食、健康文体在内的系统工程。只有这几个方面都符合健康要求，才能保障人的身心健康。在奥运会筹备和举办过程中，这五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奥运遗产。但是，应当看到，健康城市建设的过程，是一个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不良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决裂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把保障全民身心健康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机制科学化、长效化；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在身体、心理、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上逐渐适应这种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开创了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先河。

　　最近，在总结前段健康城市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北京市委、市政府又制定和启动了《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规划（2009-2018年）》。规划提出通过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方法，普及健康知识，动员全民参与，提供健康保障，延长全市居民健康寿命，争取用10年时间将北京建成具有一流水平的“健康环境、健康人群、健康服务”的国际化大都市。

　　记者：您能否把基金会的工作做一个概括的总结？

　　王：我们基金会成立三年多来，遵照党和国家关于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战略部署，在卫生部及有关省、区、市党政领导的支持下，在国内外一些企业家回报社会善举的配合下，为缓解部分城乡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做了一些实事，把我们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积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之路。

（责任编辑：黄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