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卡梅伦：中国接受免费艾滋病治疗的患者还是太少

　　近日，“抗击艾滋、消除歧视”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教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代表施贺德博士和南非最高法院法官，国际知名的抵制艾滋病、消除歧视的倡导者、作家埃德温·卡梅伦先生出席这次活动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南非的艾滋病感染率是11%到12%，这个数字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比较高的。中国对抗癌的宣传基本是集中在11月份、12月份艾滋病日前后进行报道，那么你们南非相对艾滋病感染率比较高的国家，南非媒体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让我们中国媒体学习？

　　Edwin Cameron：非常感谢你的问题，中国的媒介在抗艾宣传上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称赞的。

　　在我们南非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心疼或者是悲剧性的事实，就是很多的流行病学家说我们的艾滋病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在这样的一种流行阶段，我们南非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孩子，他们都可以说出他们认识的一个人是感染的。这样一个流行状况，艾滋病的流行确实是冲击到了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公司、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艾滋病的存在。

　　在我们南非确实关于艾滋病流行的新闻报道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艾滋病的流行是非常普及、非常广泛的，所以我们歧视方面的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在我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领导下，我们和另外几个部门一块做了一个调研，在中国还是存在非常严峻的歧视的情况。

　　记者：中国政府在抗癌工作上做的很多的努力，也提供了治疗，Cameron法官认为其中有不足的地方吗？

　　Edwin Cameron：我们中国接受艾滋病治疗的人才4万多，实际上更多的人还没有接受治疗，这是不完善的地方。另外，我们中国治疗的药品太少了，医院只有7种药，实际上我们药的范围和种类应该多一点。因为很多的感染者在接受治疗之后产生了不同的反映，有的人是这个组合跟他不合适，但是我们配不出别的组合来，因为我们的药品种类不够。

　　中国2006年出台了一个《艾滋病防治条例》，这里面提到接受抗病毒治疗是免费的，但是机会性感染治疗却不是免费的，所以这也是不完善的地方。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一下在中国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昨天我们去了UM医院，在那里有一个家庭在接受治疗。这个家庭有这么一个情况，夫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小孩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但是父亲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我们去访问的那天早晨，这个小孩子刚刚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我们看到这一幕是非常感人的。他母亲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损害，所以有很可能会有机会性感染，现在她得了肺炎。他母亲说我要治疗机会性感染可能要花1000多块钱，转换成南非的货币大概有100镑这样，也是挺贵的。我也不想从我一个很优越感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也来自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既然你提到让我们说做得不够的地方，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回答。

　　记者：我们知道在南非，曼德拉总统和姆贝基总统任职期间对于艾滋病感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两位总统对于艾滋病感染的态度如何？我想知道您和两位总统接触的过程中，您做了哪些努力？在您看来，为了消除对于艾滋病的歧视，我们政府的领导人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Edwin Cameron：我非常喜欢你提的这个问题。

　　在南非我们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领导人没有倡导艾滋病的防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领导对于艾滋病的问题有错误的认识。在1994年到1997年期间是曼德拉当总统的期间，这是我们南非艾滋病流行上升的期间，他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对于这个问题是保持沉默的。姆贝基当总统以后，他对于艾滋病的观点是非常地奇怪，没有科学性。非常幸运地是，我们现任总统对于姆贝基奇怪的艾滋病的观点是完全拒绝的。从这一点来说，我感觉中国的领导人，像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都是对于抗击艾滋病的工作很关注，所以他们的关注确实对全国的艾滋病预防控制提出了很好的方案。像胡锦涛也去过医院，跟艾滋病感染者握过手，也视察过我们的艾滋病访问工作。让我说他们还能做什么，我觉得他们永远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现在有一个差距，就是公众的态度和艾滋病流行的情况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还可以做更多的宣传、倡导。他们做得很好，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多。

　　记者：ameron法官对“歧视”有什么具体的建议？现在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主要的途径，在中国很多的同性恋想结婚，这样可能会传给他的女性伴侣，您是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的问题？

　　Edwin Cameron：我不觉得同性恋婚姻会更多地让人容忍这样的状况，这正好可能是一种相反的情况。我也非常高兴了解到，中国在1997年的时候，已经公布了法律，在成人当中同性恋不再是犯法的行为，不像印度那样。中国是存在社会上对于同性恋的歧视态度，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了。

　　就歧视来说，我们南非在流行成熟阶段并不是说我们的歧视完全没有了，而是说歧视会少一些。

　　反对歧视有三种方法，一个是我们要大量的宣传，第二个是要更多的领导都出来做一个表率作用，第三个是要有感染者参与，还要有非政府社会的参与。

　　记者：现在有一些医院在动某一些常规手术，比如说阑尾炎这样的手术也要求病人做一下HIV检测，这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我个人相信这个检测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会使某一些人觉得麻烦，或者是会吓退一些觉得自己可能是艾滋的人。那么，政府和医院怎么样来比较好的推进检测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婚检和孕检都有艾滋病的检测，那么对于不是这两类的人群我们怎么让他们来做检测？

　　Edwin Cameron：在1995年，我们的《劳动法》里面已经完全禁止了雇佣前做HIV检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从司法角度已经完全杜绝了做HIV检测。

（责任编辑：黄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