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陇德：两成艾滋病感染者得到免费药物治疗

　　近日，“抗击艾滋、消除歧视”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教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代表施贺德博士和南非最高法院法官，国际知名的抵制艾滋病、消除歧视的倡导者、作家埃德温·卡梅伦先生出席这次活动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中国的艾滋病通过性传播开始逐渐成为主要的形式，但是，在社会上很多人还是谈到，早期艾滋病在中国的河南是通过卖血造成的。你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王陇德：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有不同的阶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是以卖血为主要的传播途径。随着政府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控制措施，通过卖血传播（艾滋病）得到了控制，这是国际艾滋病流行普遍规律中间的一个特例。国际艾滋病流行的普遍规律就是通过性传播，而中国现在已经融入到这个普遍规律之中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必须得根据不同时期的流行特点，采取相应地应对措施。

　　记者：艾滋病是可以通过治疗得到有效控制的，那中国国内得到免费药物治疗的比例大约是多少？现在艾滋病出现了耐药性，那么我们二线药物推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陇德：我们国家累计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五万八千多例，现在正在接受治疗的四万一千七百多例。这些人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占了大概1/5的比例。

　　治疗了一个阶段以后，可能部分的艾滋病人会出现耐药性。我们国家对于二线药物还不能自己生产，必须依靠进口。对于二线药物的治疗，是什么时候开始比较适宜，也正在进行研究。同时，对于二线药物治疗病人，我们在向湖北、河南、安徽正在开展试点。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会尽快推广在全国二线药物的治疗。

　　记者：现在即使在卫生领域我们对于艾滋病的歧视依然存在，在您看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我们对于医生的行为有什么法律和政策方面的约束机制？我们的卫生工作者由于工作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感染艾滋病和传染病的，对于他们有什么保障的机制？

　　王陇德：医务人员也是人，他在一般的生活中间和其他人一样，虽然大家认为他是医务人员，似乎他应该懂得所有的医疗方面的知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中国有一句话“隔行如隔山”，医务也是分很多的内容和范围，所以他的知识照样有限。

　　绝大部分的医务人员缺乏传染病的防治知识，这是我们国家的医学教育所造成的。特别是像艾滋病这样的一种新发的传染病，他们更缺乏知识。所以，对于艾滋病人产生恐惧、回避，不愿意给患者治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

　　对于医务人员也是一样，也是要广泛地开展知识教育，使他们了解什么途径传播，什么途径不传播，从而给他们树立起一种科学对待艾滋病的观念。同时，也要从法律和规定上，来进一步地管理医务人员。像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里面就明确规定了，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因为病人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推诿治疗，这是违法的。我们还得进一步地宣传，进行普法知识教育，让所有的医务人员都知道这一点，从而给他们树立起一种正确的行为规范。

　　医务人员由于职业的关系，是艾滋病高风险的人群。所以，我们已经制定了关于怎么样保护医务人员的应急管理规范。我们现在已经在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建立了应急药物的储备点，如果发生了什么样的应急情况，一般来讲医务人员可以在24小时使用上应急药物。

　　记者：大家知道艾滋病现在不光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投入到救助艾滋病患者的工作中，中国的公益组织在救助艾滋病患者，或者是防治艾滋病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接下来有什么更重要或者说更急迫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王陇德：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公益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行动的话，我们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比方说我们的妇联、共青团、工商联、工会等等的组织，非常积极地加入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行列。

　　妇联组织他们深入到村的妇女主任那里，把艾滋病知识教给这些妇女骨干，然后传播给群众。我看了一些妇女宣传点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村子里，我看到他们把10户家庭的妇女组成1个小组。有1个经过培训的骨干，在这10户妇女中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工会组织开展了农民工的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青年团开展了红丝带活动。这些宣传教育都起到了非常好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和反歧视的作用。还有一些基层的民间组织，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方说像安徽有一个女教员，她把一些艾滋病孤儿组织在一起，照顾他们生活，为他们教学等等，做了很好的工作。

　　现在还有像男男同性性行为的人群，其中他们也有志愿者，我们现在就先培训这样的志愿者，然后让他们在人群中起到传播的作用。所以，他们起到了政府组织起不到的作用。所以，我们将继续和他们合作，同时我现在也是NGO的一员了，我们会继续推动民间防艾工作。

　　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HIV检测的。现在有一些医院在动某一些常规手术，比如说阑尾炎这样的手术也要求病人做一下HIV检测，这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我个人相信这个检测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会使某一些人觉得麻烦，或者是会吓退一些觉得自己可能是艾滋的人。那么，政府和医院怎么样来比较好的推进检测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婚检和孕检都有艾滋病的检测，那么对于不是这两类的人群我们怎么让他们来做检测？

　　王陇德：就HIV的检测来讲，从原则上来说，还是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国家统一普遍的原则。

　　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医院在做手术以前进行检测，这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规范，只是部分的医院在做。社会上谈到企业、公司雇佣人员进行HIV的检测，甚至以前有乙肝的检测，也引起了社会的不同观点，就这个问题来讲，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在医疗机构内部来讲，到底哪些患者应该检测，哪些患者不应该检测，这是一个比较两难的问题，因为它牵扯到患者和医务人员权益的保护问题。因为它是血传的，所以如果在手术中间了解了患者的感染状况，可能会对医务人员有一个更好的提醒和保护，同时对他所使用过的东西进行进一步强化的消毒、管理，可能对于其他的患者会有好处。这是公众保护和个人隐私的矛盾问题，所以现在也在进行一些研究，怎么样更好地把握这样一个分寸、把握这样一个度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记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希望为自己的国民提供二线最新的艾滋病防治药物。但是，据我所了解，这些最新、最有效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目前还是受到一些专利厂商的保护，所以市场上的价格也非常高。之前据我所了解，印度好像通过一些谈判获得了一些药品在国内进行仿制的协议。

　　王陇德：二线药物的仿制是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限制的。但是，国际贸易组织多哈会谈期间也已经明确了，如果这个国家是作为一种紧急状态的话，可以强行仿制。

　　中国目前的总体情况还不属于那样一个紧急状况，所以目前还不能打破专利的控制。关于进口二线药物的问题，目前卫生部也正在积极的和一些国外的生产商谈判，而且已经进了一部分二线药物。我们也跟国家药监局在联系，如果有一些厂商要申请在中国注册，要尽快推进他们注册的程序，减少注册的时间。

（责任编辑：黄彬）